据@小央视频消息：7月8日，有韩媒报道称，考古人员在朝鲜王朝时期的景福宫发现大型卫生间遗址，据推测有150年的历史。该大型卫生间配有净化设施，是当时欧洲也没有的最新系统。

  远古时代，无论男女老少，想要上厕所，都是就地解决，与其他动物没什么区别。当粪便堆积到无法正常生活时，人类就会选择迁徙。

  直到有了粪坑的出现，人类才不必为了躲避自己的排泄物东奔西走，从而最终定居下来开展农耕生活。

  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厕所出现在5000年前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尽管当时的厕所只是一个设于房舍外的土坑，但已经预示着人们开始集中地点排便，迈出了厕所文明的第一步。

  到了周朝，人们已经学会将木板子搭在大坑上以支撑双脚，在坑的中间设有漏井，粪便可直接落入池内。

  当然，即使是这种进阶版的坑厕，条件也还是简陋的，因为它总有被排泄物填满的一天，然后就要一直易地挖新坑。

  《仪礼·既夕礼》中记载有“隶人涅厕”。说的就是古人掘地为厕，待坑满后，命令奴隶把坑填上，再挖个新坑。

  于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麻烦，人们将粪坑挖得更深更大，以便使用更长时间。但是坑挖得太深，上厕所就成了一件极有风险的事情。《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姬孺“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春秋时期的粪坑有着让人惊叹的深度，不慎跌入只能是凶多吉少。作为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之人，晋景公也算是真·遗臭万年了。

  古代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人的排泄物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于是全力发展起可持续经济，打造出一种“猪厕合一”的厕所形态，称其为“圂”（hùn，也作“溷”）。

  先秦时期，“圂”专指圈养猪的场所，到了战国末期，“圂”才有了猪圈与厕所两重含义。

  将厕所建在猪圈上头，设有专门的道路和门通向厕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上厕所”。而下层猪圈围墙上有一些小洞，叫做“窦洞”，为粪夫清理粪便所用。

  当人在上面酣畅淋漓的时候，猪可以在下面大快朵颐。并且，人的排泄物直接落入猪圈，与猪的粪便和饲料残渣混在一起发酵，称为“沤肥”，是农作物极好的肥料。

  圂厕不仅节约了空间，更把排污业与农牧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积极贯彻了绿色循环可再生的发展理念。

  考古出土的大量“陶猪厕”冥器表明，与猪共厕在汉代十分流行。但是，这种“混合型厕所”在魏晋以后就逐渐绝了迹。不过很多人家依旧把牲畜栏圈等设在厕所旁边。

  此外，经考古发掘，汉代还有一种自带化粪池的厕圈。其正面圆形的带口池子乍一看就像是现在的坐便器，而事实上，这种池子是用以储存粪便的。可见，那时的人们就十分有环保意识了。

  懒惰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为了方便如厕，古人不再局限于使用固定厕所，而是发明了一种便携式厕所，叫作“虎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夜壶，是常见的男用溺器。

  到了唐朝，由于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叫李虎，而古人讲究避尊者讳，不能将皇帝爷爷的名字用在如厕器具上，“虎子”就改名为了“马子”。

  渐渐地，古人对于马子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光要能用来装尿，还要能装粪便，于是马子的形制加大了，变成了桶形，“马桶”因而诞生。

  《梦粱录》中记述：“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有马桶。”可见，至迟到宋代，民间社会已流行木制的“马桶”之物。

  马桶占地小、味道轻、方便清理，其功用超过了溺器，因此在民间很受欢迎。一直到民国，这种移动马桶都是千家万户的必备用品。

  不过，古人讲究环保，马桶装满了，是不可以随意倾倒的，必须由专门的人来处理。这种专门经营“粪业”的职业清洁工，在唐宋时叫作“倾脚头”。他们挨家挨户收集粪便，将其运送到城市周边的农村贩卖，获利颇丰。

  当时，粪便收集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还有人还为了争夺收粪市场而进行诉讼。

  收集粪溺肥田，既解决了城市粪便的处理问题和环境问题，又使粪便还乡，有效地利用了粪肥资源，能够说是十分先进的做法了。

  在古代，贵族们对于如厕这件事则更加讲究，往往依照自己的需求打造VIP级别的专享厕所。

  当英国人约翰·哈林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抽水马桶时，厕所真正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变革。而在古中国，抽水马桶的雏形却出现得更早。

  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孝王王后墓地宫内出土的石质坐便器，将古代贵族释放自我的情怀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石质坐便器位于墓室角落，右侧和后背靠墙，便坑为长方形，便坐是由两块石质坐垫组成，分别立在便坑两侧。在便坐对应的下方，是两个鞋型的脚踏。坐便器同时还设有背靠和扶手结构，力求完美地体现其实用性。

  坐便器靠背部位，连有蓄水池和水管，虽不知其具体的便后冲水过程，但它作为冲水马桶的鼻祖，在中国的厕所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世说新语》记载，富豪石崇家的厕所内纱帐环绕，十多位打扮靓丽的侍女列队伺候，还悉心帮如厕之人更衣。这样的服务，就是现代的高级厕所也未必比得上。

  而在硬装修之余，当时贵族的厕所里还出现了很多配套的“软包设施”。人们在厕所内摆香炉焚香熏，用一种名叫“澡豆”的颗粒状物质洗手，甚至还备有用来堵住鼻孔臭气的枣子。

  元代的“洁癖狂”倪瓒则是为自己打造了专属的“香厕”。《云林遗事》记载，他用香木建了个高楼，高楼下面有个敞口的木格子，盖着厚厚的鹅毛。

  排泄物掉到木格子里，又轻又软的鹅毛会马上飞起，将排泄物覆盖住。并且，仆人在下面守候，随时更换新的木格子和新的鹅毛，以保证厕所环境整洁，气味芬芳。

  到了清朝，皇宫贵族们更加钟爱坐着如厕。清代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叫作“官房”，用法十分讲究，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

  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木质便盆一般都装有锡质内里，防止渗漏，在盆底还会铺一层干松香木细末，用以保持芳香。

  锡质官房则为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有钮；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椭圆形口，便盆放在下面对准圆口。便凳同样包有软衬，确保如厕时始终享受舒适的触感。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有了公厕，并设有专人管理。《周礼·天官》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所谓“匽”，就是指建于道路旁边的公厕。

  当时的公厕还有具体的建筑标准。《墨子·旗帜》中称：“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厕所设有2.7米高的围墙，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如厕时的隐私保护。

  而从考古出土物来推断，至迟在汉代，厕所已分男女。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一墓中曾出土了一件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明器“绿釉陶厕”，这座陶厕有房顶，从山墙一侧开有两个门。厕所蝒有墙分隔，门外亦有一道短墙，将左右隔开，区分出男厕与女厕。

  南宋时，前来中国学习的日本僧人曾经手绘一本图册，叫作《五山十刹图》，其中有一幅图描绘的内容是镇江金山寺东司。“东司”这名字听起来仿佛是个神秘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指的就是厕所。

  由金山寺东司的平面图能够准确的看出，当时的公厕已经相当完备。上方是一排带隔间的大便槽，隔间外设有香炉；右下角为小便槽，旁边有净手用的灰、土、澡豆和水槽等。

  东司的中间设有挂手巾等物的“净竿”，下有烘干手巾的烤炉，左侧有烧汤水的火头寮。不仅解决了人们方便时衣物、饰品的放置问题，还可提供衣物烘烤服务，并在冬天时为厕所供暖，可以说是考虑得相当周全了。

  在清代，公厕管理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收费厕所。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收费公厕就出现在清嘉庆年间。

  据《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入者必酬一钱”，交钱才能入内，并可拿到两片手纸。

  因为有利可图，社会上出现了私人开公厕的现象。为了揽生意，厕主往往在厕外张贴大幅吸引人的布画，竖广告牌，上书“洁净毛（茅）房”字样。厕所里还会摆上小说等书籍，供如厕者阅读，争取“回头客”。

  直到今天，清洁卫生的公共厕所仍是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须，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以后，厕所的通俗说法叫做“圊”（qīng），厕所因多建在院子东角，因此又称“东圊”。

  “出恭”，也是上厕所的雅称，源于明代。明代科举考场中设有“出恭”“入敬”牌，士子如厕通便，须先领牌，故称通便为“出恭”。且称大便为“大恭”，小便为“小恭”，“放屁”为“虚恭”。

  如《水浒传》：“我教他去宝藏顶上躲着，每日饭食，我自对付来与他吃。如要水火，直待夜间爬下来浄手”。

  如《二刻拍案惊奇》：“亦且终日相处，这些细微举动，水火不便的所在，哪里妆饰得许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