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5时56分，一位伟大、谦逊的科学家和德高望重的科技界领导人离开人世。

  他就是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教育家，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名誉所长严东生先生。

  白纱、黄菊、花圈9月19日，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悼唁厅，《中国科学报》记者看到众多来自社会各界的领导、专家以及严东生生前的同事、学生自发到此向严东生的遗像默哀，深切缅怀严东生先生。

  九十华诞时，严东生曾笑言：“我们百年之行九十为半，现在刚过一半，后边一半就更难一点。”如今，严东生先生还是走了，享年98岁。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宋力昕表示，“宏才大略，科学人生”是严东生一生的写照。

  1949年春，严东生以全A的成绩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陶瓷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他得以继续从事无机材料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由于工作成绩优异，同年，严东生被选为西格马赛等四个学会的荣誉会员。这在当时的毕业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严东生毅然提前辞去伊利诺伊大学的聘约，并克服重重阻力，经过40多天的辗转，带着极少的行李和很多图书资料，于1950年4月回到祖国。

  1955年3月，他参加了由周总理和、陈毅元帅主持的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作为杰出青年科学家，年仅38岁的严东生主持制定了关于陶瓷与硅酸盐工业的报告，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1962年2月15日～3月10日，严东生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同年，他参加了国家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1977年8月4日～8日，在粉碎“”后，为振兴科学与教育事业，约请30位科学家与教育家举行了为期4天半的“科教座谈会”。严东生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作长时间的专题发言，向小平同志恳切地陈述了意见。

  1984年3月22日，他被中央任命为中科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严东生说：“从此，我从科研第一线转至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更多地注重从国家科技发展全局来考虑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以严东生为书记的中科院党组就像高明的乐队，挥洒自如，演奏着一个个科技改革、开放的音符。

  他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每到一个所，严东生都要住上五六天，一个一个实验室去看，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和中科院第一个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得到了当时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评价，使中科院率先在全国迈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他还主持或参与几项重点工作，如创建开放研究所和开放实验室，破除部门所有制，把科研设施供科学家共同使用，接受流动研究人员，打破近亲繁殖。

  作为我国无机材料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严东生以其一生无可比拟的伟大贡献，灼照着中国的科学进步历程，并成为引领中国实现强国梦的标志式人物之一以及令人尊敬的科学大师。

  严东生灿烂夺目的学术生涯，在于他的创新、他的坚韧，在于他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信心。

  “他从不局限在一个窄窄的专业领域里。”严先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说。直到今年9月10日被送入瑞金医院抢救，他还在看学生送到家中的最新论文，并且思路清晰地询问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技术转移情况。女儿严燕来教授这样评价父亲：“爸爸一生只为工作，从不虚度光阴。”

  作为杰出的材料科学家，严东生始终将自己的科研实践与我国的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高温材料制备科学、材料设计与微观结构调控、陶瓷基复合材料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曾担任严东生秘书多年，也是他亲自带教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目前我国无机材料科学的框架基本就是严老定下的：结构陶瓷、功能陶瓷、特种玻璃、人工晶体”

  由诺奖得主丁肇中领衔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于2012年7月宣布发现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西格斯玻色子一致，而探测器的“心脏”电磁量能器使用的5000根高质量、大尺寸新型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正是严东生团队的杰作。那一年，严先生已是90岁高龄。

  在7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严先生从始至终保持着创新精神。当他在50岁首创了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时，没有人想到他会在90岁时站在更高的科学高峰上。严先生曾说过，他最好的科研时光是从60岁开始的，直到90岁。

  “严先生一直强调，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可以脱离服务国计民生这个目标。”上海硅酸盐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施剑林说，自己做的纳米介孔材料十分基础，但多年来从始至终坚持走向产业化。“每次把论文送去严老家，他总会问到这一个话题。把个人追求与国家需求结合得如此紧密，是他这一代科学家的时代烙印。”

  同时，施剑林说，严先生领导了那么多项目，但在获奖名单里他的名字要么不出现，要么就放在了最后。“先生一直淡泊名利，甘为人梯。”

  严东生还是我国材料学界的一张“国际名片”。他是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陶瓷学会杰出终身会员、亚洲各国科学院联合会主席、国际陶瓷科学院创始董事不过，严东生只用了一句话概括所有这些头衔对于他的意义：进行充分国际交流，走到世界科学前沿，让世界科学技术为我所用。

  上世纪80年代，严东生亲自带队出国，积极推动和组织与美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法国科研中心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各国主要科学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他还定期派出青年学者前去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难得。施剑林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但严东生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经老师牵线搭桥，施剑林去德国马普学会工作了一年多。这期间严东生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生送出去的学生都按时回国，挑起了国内科研的大梁。

  “我们老一代人是我们国家科技事业的过桥板、铺路石，一定要带好年轻一代科技工作人员。”对年轻人，严东生有着特别的关爱。他学识渊博而治学严谨，诲人不倦而提携后学，学生可称桃李满天下。严东生先后培养了十余名研究生，并在高温结构材料、高温涂层、陶瓷物理化学和快离子导体、纳米材料科学等学科方面带出了一批学科带头人。

  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名红外物理学博士，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如今已是科学大家。不过，当他谈起严东生时，一种敬重之情仍会油然而生。“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严先生鼓励我去考研究生，并建议我报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因为那里有汤定元先生和匡定波先生。而且，严先生特别为我给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写了推荐信，对于一个非常渴望能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年轻人来说，严先生的推荐是一种非常震撼人心的鼓励。”从此，褚君浩开启了自己科研事业的广阔天空。

  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陈航榕至今都保留着严先生十多年来写给她的工作信件和便笺纸，上面都是严先生提出的一些学术建议。她到上海硅酸盐所读博士研究生时，严先生已经80岁了，但他基本上每隔两三周就会把学生叫到办公室，了解实验进展。严东生对学生的论文审阅非常严谨，甚至连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都会一一改正。他自费订阅了许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经常细致地做好读书笔记，再拿给学生看。

  严东生对科技新闻宣传十分重视，对记者也非常尊重。他深知科普的重要，并在多次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和撰写《持之以恒，推陈出新：科学家严东生传》的过程中给了记者很多教诲，让记者终生受用。

  严东生既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又是职位很高的领导，但在记者眼里，他却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1986年6月和1992年8月，他曾两次专门致信给本报记者，邀请前去采访“BGO晶体”成果鉴定和“7.5国家重大基金项目高性能陶瓷材料的组分与设计与微观结构控制”评议和验收。他深入浅出地为记者讲解研究难点和意义，并且和记者探讨新闻中的细节问题，不厌其烦地和记者一起修改新闻稿，来保证了新闻宣传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他说，“做什么都要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