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学者‌哈定描述的一种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现象：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划出一块作为公共牧场，无偿向牧民开放。结果牧民们放养的牛羊大量增加，导致公共牧场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也全部饿死。

  与此相似，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当年在他的《差序格局》一文中举例说：“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斯，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

  实际上，“公地悲剧”不仅发生在土地与河流中，几乎所有公共资源，都一定会出现类似现象。

  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还有个“搭便车”理论。简单说，就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中国古代“滥竽充数”的故事，与此类似。在真实的生活中，此类现象很多。比如冬季供暖，原来是整个小区或整个楼栋，不加区别，普遍供暖。于是有的人就不交取暖费，因为只要供热公司点火供暖，就落不下我。

  这也说明，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不只是个改变所有制问题。哈定当年提出解决的方案中，就既有‌私有化，也有污染者付费、科学管制与规范等具体措施。

  “公地悲剧”的产生，表明人类天性中具有自利倾向。对于公共资源，大多数人会有多占多得的行为。对于集体劳动，大多数人不会竭尽其能，而是尽量不出力或少出力，当付出与所得没有必然和合理的联系时，尤其如此。

  人们肯定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后，在短暂的分田到户后，实行了史无前例的土地集体化运动。当时在集体土地干活时，人们大都出工不出力，产量不高；相反，在自留地干活时，尽心尽力，产量比生产队高出许多。

  在陕北，还有一句话来形容这种现象：“公共的老人，有人吃糕没人嚎。”意思是没人真的关心生产队的事，好比埋别人家的老人，吃糕可以，但很难伤心得哭出声来。

  所谓大包干，以及后来别的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其根本原则，就是保留土地集体所有或公有的外壳，尽量分解所有权的详细的细节内容，让农民实际上拥有最大的经营、收益和处分权。

  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险私下签订土地包干协议书，就是在争取自主经营和受益的权利，也是在争取活命的权利。

  据媒体披露，与小岗村不远的前王生产队，当年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不止安徽凤阳，全国许多地方，有些比这好一些，有些与这差不多，还有不如这的。

  正是因为“大包干”，加之后来的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政策和具体措施，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有人感叹，“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各行各业，大办农业”，但几十年下来，硬是没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一个“大包干”政策，就使难题迎刃而解。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等因素，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困难。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做出重大调整，即实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土地租佃自由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可惜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国家经济再度陷入困境，到改革开放时，不得不重新实行“大包干”的做法。

  而且，承包期限一再延长。从起初的1年，到5年，再到10年，最后延长到30年。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其实就是将土地的完整所有权，逐步归还农民。让农民有恒产，有恒心，有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市场化，促进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而不单单是个“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两栖人。

  当然，有少数农村，目前仍实行集体经营，据说有的搞得还不错。但从总体上看，属于特例，不可能再大面积推广，恐怕也难以持久。

  有人担忧，因为实行了大包干，土地不能规模经营，影响了农业机械化进程，而且原来的一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长期失修，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

  其实，你只要到那些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去看看，就会释然。土地的规模经营，农业的机械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与土地公有还是私有，没有直接关系。

  日本列岛土壤贫乏，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农户土地是私有的，按说搞规模经营有困难。但经过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加之城市化水平提升，土地集中经营的市场化进程比较平稳。现在日本农户的生产规模都较大，一般农户2~3个劳动力，拥有土地50~70亩，个别农户达到200多亩，一个农户就是一个小型农业企业。

  日本农民还有自己的组织——农协。这有点像我国农村改革初期提出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日本的农协是非政府组织，不仅负责组织农业生产，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出售农产品等经济活动，同时代表农民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保护农民利益。农协周到的服务，为农民解除了大量后顾之忧。农户收入水平超过城市家庭，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相差无几。可以说，经过半个多世纪努力，日本已实现农业现代化。日本农民是“生活在农村的市民”，甚至比城市居民过得还幸福。

  放眼全球，真正的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实行土地公有的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没有能存在下去。朝鲜是一直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和经营的国家，但农民经常吃不饱饭，也是事实。

  有人问：“如何赶跑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回答是：“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字，不多久大半老鼠会饿死，剩下的都逃之夭夭了。”

  当年城市大量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都会存在“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大家拿”现象严重，效益低下，资不抵债，职工工资水平很低，有的还长期拖欠，生活甚至不如当时的农民。权威统计资料显示，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

  至于城市居民住房，也相当困难。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住房困难户占了一半左右；其中两代三代同室和两户同居一室的，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万多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和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笔者当年在上海读书时，曾到同学家去过。一家六七口人住在大约10平米左右的屋子里，好在楼上有个亭子间，两三平米吧，可以住一两个人。上海人聪明勤俭，房子虽小，但布置得非常合理，尤其是对空间的利用无以复加。

  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国家先让农村的“包”字进城。后来又实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其中力度最大的是“砸三铁”，即所谓“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还有“抓大放小”和“靓女先嫁”，其实质，就是大幅度收缩国有战线，能出让的就尽量出让，成为私营或股分制企业。大批富裕人员，因此转业或，被迫下岗。

  这一改革进程到今天都没有完结，一些后遗症逐渐显现。比如，许多国企转让过程中，出现了后来称之为“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有人称之为“化公为私”，产生了不少“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而工人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没有正真获得及时有效的保障和改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权力介入，官商一体，导致国家财富流入权贵腰包。

  尽管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对此仍有不同解释和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当初那种“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在多数地方和领域，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

  过来之人不应忘记，当年之所以提出“抓大放小”和“靓女先嫁”，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效率太低，甚至资不抵债，而且许多企业还在办“社会”，负担太重。这种“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国有企业，无论企业自身还是国家财力，都实在承受不了。

  当时的情况是，太差的国有企业，没人愿意要。为避免好一点的企业，也即所谓的“靓女”也变成“丑女”，嫁不出去，就趁她还有几分颜色时，赶紧卖出去算了。

  用经济学家的话说，私有制下，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自然要精打细算，注重效益。公有制下，是花别人的钱给别人或自己办事，很少有人会心疼，贪污和浪费在所难免。一旦遇上一个自私而又强悍的地方领导，当地国有企业就会变成自己的小金库和取款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无人敢过问。

  因为在理论层面，国有是否公有，公有是否共有，好像始终没说清楚；实践层面，无论是小集体、大集体、地方国有、全民所有等等，如何让利益主体或个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也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实现方式和途经。

  虽然有过多种体制试验，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主体缺位问题。这就必然导致“花别人的钱为自己或别人办事”的情况，无法杜绝。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改变“公地悲剧”的过程，既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

  引发这场争论的，主要是安徽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和广东“鱼塘风波”中的陈志雄。俩人都是农村的经营能手，在生产规模扩大后，雇用了不少人手。

  一些理论家搬出《资本论》，说马克思明确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与生产的全部过程，赚了钱只是维持自己生活，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是小业主。而超过8人，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了。

  这个“七上八下”理论，成为当时的一条铁律。许多地方规定家庭专业户和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后来出来说话了：“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文选》第三卷）

  但从当年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到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等，陆续出现，中国的经济面貌日新月异，是有目共睹的。

  这篇文章热烈赞美“十八勇士”一举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没能解决的农民吃饱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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