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史。”

  3000多年以前，三星堆的先民挖下了数座方坑，把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埋入地下。这些国之重器，有的经过焚烧，有的经过砍砸，但先填埋青铜玉器、再覆盖象牙以及灰烬的做法，却传递着填埋仪式的有条不紊和虔诚。

  他们为何要把祭祀重器埋入地下？三星堆究竟遭遇了什么才把政治中心转移到金沙？三星堆之谜困惑着学术界，也因此让三星堆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

  2022年6月13日起，三星堆祭祀区再次发布阶段性考古成果，7、8号坑发现龟背形网格青铜器、顶尊蛇身人像、铜龙、戴象牙立人像等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以及新发现10余座小祭祀坑和80多平方米房屋建筑遗迹。公众再次为三星堆的新发现而激动，相关学术研究也已同步展开。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两大课题都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它们能解开三星堆的哪些秘密？

  从2020年10月至今，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发掘已接近尾声。大量新发现文物为三星堆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却又提出了诸多新问题。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是三星堆5、6、7号坑的发掘负责人，3座坑分别有不同的问题困扰着他。

  比如5号坑的金器，金面具一处边缘有被烧毁熔化的痕迹；坑内还有直径只有一两毫米的金珠，看似被火烧熔，却更像人工手作。“如果确认如此，这无疑是中国最早的金珠成型工艺。”黎海超说，那么技术从何而来？毕竟金器从来不是中原文明选择的主流，而是中亚、西亚文化的选择。“那么，这些金珠的存在，是不是三星堆和其他区域技术交流的结果？”

  此外，5号坑还有很多散落的金圆片，排列似乎呈现网格状。为何会有这样的分布规律？它们是否曾经缀在织物上或通过丝线织成网络状态？如果是这样，那铺在坑里的时候又经历过什么？5号坑的金面具去年发现后受到全国关注，但是坑内不起眼的象牙残片却同样令人惊讶，“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发现，象牙雕上的刻纹，最细处只有30至50微米。在3000多年以前，三星堆的先民究竟使用了什么工具才能刻制出这么精致的纹饰？”

  目前，6号坑只发现了一件木箱和箱底的玉刀。木箱涂有朱砂，显然十分贵重，但木箱同样被焚烧过已全部碳化。考古人员曾在考古发掘时发现木箱底部有一层多余的堆积，怀疑是一层灰堆。但当他们将木箱整体打包至实验室180度翻转，发现底部其实只是一层普通填土。“所以问题又来了：如果箱底是灰堆，那能确定箱子是在坑内焚烧；不是灰堆的话，那就非常有可能是在外面烧了再搬进来。此外，这个箱子单独放进一个祭祀坑，应该装了很重要的东西。”黎海超说，但是目前木箱只剩5至15厘米没有清理，一直未能发现新的物品，“所以箱子里曾经装的是不是丝质物，是不是由于时间太长已经腐烂掉？需要考古人继续作答。”

  在7号坑，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和A4纸厚度相近的青铜薄片和铜戈等器物。这些也让考古人员颇为不解：青铜薄片的锻打技术非常高超，比殷墟的更加发达。黎海超说，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青铜文明主要是铸造体系，“那么三星堆和其他区域有无宏观的技术交流？”那些尺寸细小的铜戈，其功能也困惑着考古人员：“因为它们太小、太薄，用来杀人显然费劲，那它们有无实际功能还是单纯祭祀所用？”

  文物不言，但课题预设下的实验室考古、科技分析等，却有望逐渐逼近历史真相。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一年多以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申报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课题，黎海超是首席专家。他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能完善三星堆聚落格局、明确祭祀坑性质和年代以及解决三星堆铜器、玉器、象牙产地，并复原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交流网络等问题。

  很多结论的得出要先倚仗一系列课题实验。5号坑散落的金圆片，究竟是否如此前专家猜测的那样，可能是某位王或者巫师所穿大氅的装饰物？黎海超说，考古人员未来将用和金相似的金属做成圆片，把它们缀在织物上铺到坑里，再把土填进去，看圆片是否会造成位移。鉴于5号坑的象牙雕、金面具都有明显火烧的迹象，考古人员还打算将某些实验品先焚烧带着温度铺到坑里，再把带有圆片的织物铺上去，以复原当时5号坑究竟是怎样一种埋藏行为。至于象牙雕，则将进行刻纹实验，以确定它是被什么工具刻制出来。

  金珠也将进行复原实验。在5号坑发现金珠时，黎海超就怀疑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金珠成型工艺。这种工艺，一般指把黄金溶液滴入温水中以形成大小不等的金珠，或者把金碎屑放在炭火上加热，熔化时金屑呈露滴状，冷却后就形成小金珠。金珠成型工艺最早有记载的是东周，如果三星堆的金珠确认是金珠成型工艺而成，那么将把中国的金珠成型工艺提前几百年左右。

  6号坑的空木箱子，同样也将是实验对象。在考古人员看来，6号坑一半是木箱一半未放任何器物的行为相当让人迷惑。未来，他们将先对木箱灰烬进行树种鉴定，确认它是什么木材，再找相同的木料做成大小一样的木箱，涂上朱砂，进行坑内和坑外两种不同的焚烧实验。其目的是希望了解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三星堆先民究竟是在坑外把箱子烧毁再埋进坑内，还是直接在坑内进行焚烧。

  7号坑，至今发现的青铜铃已超过20件。2021年，8号坑曾发现极可能是石磬的残件。那么这些数量庞大的青铜铃，会是乐器吗？

  考古人员暂时称其为“响器”，一种会发出响声的器物。在黎海超看来，三星堆人有祭祀的习惯，那么这种青铜铃，其实极可能类似傩戏中巫师摇动的铜铃，作用就是发出声响。当然，为了检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是不是真的如西汉文学家扬雄所言的“不晓礼乐”，他们还是要将青铜铃复原，进行组合测音，看是否能发出有规律的“乐音”。

  在三星堆，大小不一样的青铜面具已大量出土。这些面具头顶或耳朵上会有穿孔，有的孔洞似乎显示是面具完成后的行为。那么，三星堆人为何不在铸造面具时就打孔？还是面具铸成后再打孔是一种仪式？更或是这些面具制作完成后不符合使用上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造？这一些细节，也一定要通过新铸青铜器进行开孔实验寻找答案。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黎海超说，课题团队未来将逐一探秘，在微观问题相继实验后再进行宏观研究，让三星堆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

  三星堆考古发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在针对出土文物进行学术攻关之外，不少学者已开始思考古蜀文明的特质、起源和发展的动因，以解答其文明化、华夏化的进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是《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课题首席专家。在他看来，以古蜀文明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在我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占了重要地位，是我国早期文明的杰出代表。推动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古蜀文明的特质、起源和发展的机制动因，进一步推进早期中国文明研究。未来，他牵头的这个课题将分别针对先秦时期古蜀地区的时空框架、居民聚落与社会结构、环境基础与生业形态、手工业技术与资源以及古蜀地区文明化与华夏化进程进行研究，深入揭示古蜀地区社会复杂化和华夏化进程，深入认识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中，可大致分为辫发和笄发两种形象，此次8号坑又发现了立发人像。那么，先秦时期古蜀地区的族群究竟由哪些构成，他们又进行了哪些变动？研究人员希望能从中寻找出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的内在动因。

  古蜀地区的时空框架也是研究重点。研究人员将通过对古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早期遗存的文化分期、分布和谱系关系开展系统研究，对关键性的遗址做系列测年工作，参照文献记载中古蜀地区对外交流事件显示的年代信息，夯实古蜀文明演进研究的时空框架。从而准确界定古蜀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和历史演进的时空范畴，在分期的基础上搞清古蜀文化各类遗存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重构古蜀史的发展进程。

  当然，研究人员也将对古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石器等展开科技检测，着重关注原料获取、加工技术、流通范围，希望能揭示古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早期在文明化、华夏化过程中，手工业技术与资源流动模式的基本特征、演变和跨区域互动。不同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将成为研究对象，它们帮助研究人员分析农业经济对古蜀地区文明化和华夏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星堆之谜何时能够解开？殷墟已经发掘90多年尚未窥见全貌，三星堆可以让我们耐心等待。（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